《生命册》:优秀者进城,失意者归乡
发布时间:2013-03-01 19:22:27  消息来源:  作者:

  人们不同的进城方式 

  1991年,生于乡村的江西青年熊培云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他后来留学法国巴黎,并任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江西乡村到天津这样的大都市,他成功地进入了城市。去年,他以《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对于乡村史、城乡差距等问题进行了思索。1993年6月底,出身乡村的湖南邵阳青年李勇(十年砍柴)从兰州坐火车奔赴北京,花了18年时间,四年大学生活,他被分配到国企“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他的户口落在了北京。从此,他才算真正地进了城。去年,他以《进城走了十八年》追溯了自己艰难的进城之旅。

  农民的自由流动和进城,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李佩甫新作《生命册》,同样与这一宏大叙述密切相关。在李佩甫之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曾经在文坛产生过巨大影响,改编成电影后,更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小说主人公高加林进城之后、抛弃乡村姑娘巧珍的故事曾引发激烈的价值观争论。以作家的写作意图及作品所导向而论,人们倾向于对高加林进行见异思迁的道德谴责,甚至喻其为当代陈世美。但是,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户籍制度在现实层面所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阶层隔离,却被人们所忽视。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路遥本人以生命为代价从事着文学的刻骨书写,使自己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进城者,并进入了中国文学的神圣殿堂。

  在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重重阻隔之下,农民们用不同的方式不屈不挠地迈开了进城的步伐。小说主人公吴志鹏在无梁村吃百家奶、百家饭长大,高中毕业后通过推荐上了大学,背着土地进城;他的老乡、复员军人吴有才进入一家国有建筑公司,通过做建筑工人进城;老姑父的女儿苇香,以出卖自己的身体进城完成原始积累,然后经商;从城里下放到无梁村小学的老杜平反后重新进城,欺骗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希望和乡村斩断关系;他的妻子刘玉翠不依不饶、死缠烂打跟着老杜进城后创业买房并有了城市户口……

  不同的知识背景和能力,导致了人们不同的进城方式,同时也决定着他们不同的人生走向。吴志鹏进城伊始,在一所大学做讲师。但他发现,面临一个个乡亲的求助,自己无权、无钱,没有能力助他们一臂之力,也不能给自己爱的姑娘梅村带来幸福。他辞职到北京,和朋友骆驼一起给书商写色情小说掘到第一桶金,其后又到上海一家证券公司做证券交易员,后来两人一起炒股、经商。书中的骆驼,既是吴志鹏的铁杆哥们,又是吴的反衬。他深谙物欲社会的生存之道,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而吴志鹏则因为“背着土地进城”,始终恪守着基本的道德底线,两人因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后来分道扬镳。骆驼走向末路之前,却又给了吴志鹏500万。骆驼的结局,是其无所顾忌的玩火所致,而吴志鹏的“高明”,恰恰是因为他在进城之后仍然和哺育自己成长的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一直保存着强烈的自省意识,对于无梁村一直有着欠债感。蔡苇香经商后改名为蔡思凡,成为蔡总,一心要洗掉自己身上那些传闻,给父亲迁坟大操大办。与路遥的《人生》不同,李佩甫所描述的农民进城,少了些道德的评判,多了些现实的沉重。

  农民进城伴随着中国现代进程

  如果把眼光投向历史的纵深处,我们不难发现,自辛亥革命之后,农民的进城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现代进程。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是“乡村包围城市”。当他1949年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城、成为大陆的掌权者时,1918年在北大低人一等的不愉快经历早已成为往事。而新时期三十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农民进城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尽管城市顽固地将农民拒之门外,国家主义的城堡拒绝对农民开放,但是,千疮百孔的户籍制度已成千夫所指,改革的呼声一浪超过一浪。中国的城市,早已不仅仅只属于有城市户籍的居民,同样也属于《生命册》中的吴志鹏,吴有才,蔡苇香,刘玉翠……如果离开了乡村的进城者,中国所有的城市将陷入瘫痪。

  近30年来,有关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与此前的同类题材有一个显著差别:当陈旧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被抛弃之后,有关乡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经很少局限于乡村内部,就乡村写乡村,乡村的变革从一开始就和城市密切相连。在这一点上,路遥的杰作《平凡的世界》与柳青的《创业史》,即有着明显的区别,而《生命册》中的故事,城市和乡村已经密不可分。进入城市之初的陌生、茫然,对城乡差距的强烈感受,生活场景变化之后的精神挣扎,无论如何都会对其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无论是主人公吴志鹏,还是失足的蔡苇香,作者在这方面的描写和刻画都很不到位,处理得过于粗略和简单。同时,也缺乏细节的真实和打动人心的情感体验。

  如果说,《生命册》中描写的城市是不和谐的变奏,浮躁而张扬。那么,书中的乡村叙事则是曲调优美的小夜曲,隽永而感人。穿过书中那些沉重的历史,乡村的沦落正在逐步加深。贫穷是万恶之源,这是李佩甫认识到的真理。无梁村人的故事,大都是在贫穷的底色下悲壮地展开。无论是道德沦丧,还是伦理败坏,都有贫穷的影子在其中作祟。它犹如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在无梁村人不自觉的情况下被其摆布。及至改革开放开始,社会控制稍稍松动,被过度压抑的物质欲望又以过分膨胀的形式在现实中释放。蔡苇香以青春和肉体为代价,在城市完成原始积累;虫嫂的儿子接受母亲的接济,成家之后却对年老力衰兼名声不好的母亲避之唯恐不及;吴志鹏富翁的名声传开之后,俨然成了当地政府和蔡思凡等人眼中的唐僧肉……

  计划经济时代,城市依靠对乡村的剥夺完成了工业的积累和发展,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剥夺不仅没有停止,而且以新的形式变本加厉。在本书中,虫嫂的故事是一个极好的现实隐喻:三个孩子成功进城,哺育他们的母亲为了不连累孩子,拖着病体回到乡下,在孤独中死去。城市接纳了农村奋斗出来的优秀者,将他们变成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也接纳吴志鹏、骆驼等人创造的财富;而乡村却接纳着进城失败者和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牺牲者,吴志鹏想回去而不得,显然有着更复杂的现实因素:底层官员的意识狭隘,长年闭塞造成的农民素质低下……虽然本书并未提及,但更严峻的现实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巨大伤痕: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变成了政府和开发商牟利的唐僧肉,围绕着土地纠纷,一些农民已经因为抗争失败而丧命。

  《生命册》的封底声称,“借助这次写作,李佩甫完成了对知识分子在时代鼎革之际的人生选择与生命状态的诸多可能性的揭示,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意味的人物群像图。”在我看来,这样的描述显然夸大其辞。尽管李佩甫笔下的乡村叙事体现了作者多年的文学积累,但是,对于农民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仍然缺乏痛彻心扉的真切描绘。就人物塑造而言,主人公吴志鹏有着过多概念化的赋予而显得扁平,反不如老姑父、虫嫂等人的立体呈现。作者“试图从中摸索出时代与人物命运的关联”,但这一使命也仅仅完成了一部分。中国城乡的巨大差距,当下社会的核心问题,本书也并未真正触及。总体而言,李佩甫的写作缺乏对时代本质的深刻认识,以及农民被宰割的植物性命运的深入思考———这使得他的写作未能达到我所期望的高度。或许,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也仅仅只能期待并理解差强人意的作品。

收藏本页】【关闭本页
X